大家知道，金融监管改革的方案呼之欲出，到目前为止，很多的方案在讨论当中。李扬老师曾经说过，“一二三四五”方案。“一”是“一个机构”，“二”是“两个机构”“三”是“三个机构”，“四”是现有的“四个机构”，“五”是四个机构再加一个机构。这些建议的方案中，到底哪个方案可行，哪个方案符合中国的情况，目前没有定论。不同的方案来自不同的观点。比如来自监管部门研究机构的观点，来自智库的观点包括社会科学院的观点、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的观点，大家的观点在这里汇集，但是谁也很难说服对方。

我想说的第一个问题就是，改革的方案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形成定论的一个关键原因是现有这些方案的设计者们、建议者们往往是自说自话，没有一个逻辑的起点。什么是逻辑的起点，我们为什么要改？从哪儿该？改的针对性在哪儿？通过这些改，能解决什么问题？举例来说，很多人同意的一个观点，就是英国的监管改革模式可能是最好的。在金融危机以后，英国在央行下面设立了FPC（金融政策委员会），它可以发出指令和建议，由两个监管实体——审慎监管局和新闻监管局实施。他们认为英国的监管模式是未来发展的方向，因此建议中国采取英国的模式。

但是，反对派就问为什么英国的模式就适合中国呢？为什么英国的模式就一定能成功呢？你的理论依据在哪里？你的实践基础在哪里？这个事情，我们很难回答。再比如说，有人说，我们应该学习德国的经验，德国的BaFin（联邦金融监管局）是三会合并成立的一个独立的混业监管机构。几年之前，我曾经去BaFin访问过，就这个问题跟他们沟通，我问他们，第一，你们为什么要从分业监管改为统一监管；第二，你们改过后有没有进行实证的研究，监管的有效性是否得到了提高，监管的效率是否得到了提高。当时他们的回答是，我们正在做，但是目前看不到明显的证据。从这个情况反映出来，实际上，这些方案当中，至少从实证方面，很难说清楚哪种方案是最优的。所以，我们怎么来设计方案，这是个难题。

我想，如果要设计方案，是要在原有的框架基础上。这好比一个人穿了一双鞋，我们的监管架构就是现有的鞋，我们的脚就是监管的对象。现在发现这双鞋不合适了，怎么改？每个人会拿出各种方案来改，你穿这双鞋，他穿那双鞋。我想改革的逻辑是：首先是脚的感受，哪个地方紧了，哪个地方松了，哪个地方宽了，依据这个感受，先改什么，后改什么，哪个是最紧迫的。明确这些以后我们才可以我们改。这是我想谈的第一个问题：改革的逻辑起点。我们要考虑现有的、国际上的监管经验的依据，和中国的金融体系中的适应性，这两者之间如何去借鉴，中国的国情是什么，金融监管的特点是什么，这些问题搞清楚之后，自然就会想到怎么改，从何处入手。

从国际经验来看，金融危机以后，得到的几个基本结论已经形成共识。

第一是宏观审慎的政策框架，防范系统性风险；第二是加大金融信息的统计，使得我们在防范系统性风险的时候，能有更充分的信息共享。第三是为了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需要做一些风险的隔离。比如说对于衍生品的问题，银行资金和资本市场资金隔离的问题，所以我们才有了沃尔克法案等等。这些是国际经验，当时李老师带领我们从09年开始做的全球金融改革的启示中，我们也总结出类似的八条启示。这是09年的成果。

这成果对中国适用吗？中国金融体系的发展阶段和全球的金融体系发展阶段一样吗？后来，我们的研究发现，在不同的发展阶段，我们的特征是不一样的。现有的阶段中，首先第一个不一样的地方就是，我们中国的金融体系是以银行为主导的金融体系，和美国以资本市场为主导的金融体系有显著的区别。第二个，金融危机的启示是过度的金融自由难以控制，所以我们应该往回收一，往政府主导方向靠一点。从中国的角度来说，我们从长期的计划经济转轨以来，我们是从行政主导在往市场化方向迈进的过程中，这个又是不一样的地方；第三个，金融的发展水平，包括金融市场和金融机构的发展水平，和国外发达的体系又是不一样。我们是在一个多层次的金融体系中，在这个体系中，既是有规模很大的机构，也有规模很小、不同类型的众多小型金融体系，在这个体系中，同时又有很多金融服务触及不到的领域和产品，我们这样一个复杂的体系，能不能仅仅借鉴到西方这些发达的、过度竞争而导致危机的这些经验呢？显然不能。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反过来在考虑中国金融监管的改革中，一定要考虑刚才所提到的中国国情的特点。

第三个，怎么改？首先，要找到改革的痛点。什么是改革的痛点。我们大家的分析研究中一般会认为系统性风险，宏观审慎的架构，组织结构的调整等等。其实，十八届五中全会已经给出了。总书记在五中全会的说明中讲的很清楚，本轮的股市危机反应出来的我们的监管体系不能适应金融市场的发展。然后，下一步，需要做的是统筹协调。主要经济体的金融体制改革的重大改革目前反映四个方面需要协调。

第一，统筹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和金融控股公司，尤其是对这些机构审慎管理的统筹。这个是全球的共识；第二个，是统筹系统重要性的金融基础设施。也就是说怎么样让这些重要性的比如支付、清算、交易等等基础设施能够为整个金融体系所共享，来共同地应对可能出现的危机；第三个，是金融信息的统筹；第四个，是中国特色的，中央监管与地方监管的分工与统筹。这些也是随着当前互联网尤其四P2P监管政策的出台，中央与地方监管的分工也会突出出来。

需要统筹的是这些。同时，还有一个协调。一个基本的共识是我们现在是分业监管体系下的，我们已经走向一个混业的经营，这产生了一种监管体系和业务发展之间的一种错配。所以，我们需要改革，需要协调。我们要解决的是如何适应混业经营的发展。

如何解决统筹协调的问题，是中国目前金融改革所要解决的问题。这个是痛点，是我们首先要改革的。依据以上的分析，我们进行改革。怎么改呢？一定是渐进式的改革，不是断崖式的改革，休克式的疗法。我们一定是在原有的基础上，逐步地、稳定地改革。用邓小平的话，叫“摸着石头过河”。

怎么改？首先第一步要解决当前中国在金融监管体系当中所存在的统筹问题。上面所说的四个统筹，所反映的问题就是，我们监管机构之间，中央和地方之间缺少一个统筹的机构，统筹的力量。我们多次提出要监管的分工与协调，这个协调始终做不到，原因是缺少统筹。需要有人、有机构来统筹。所以，我们第一个观点一定要提出来，是首先要有一个统筹的机构，而这个机构还必须是一个实体性的机构。这是首要的问题。解决了这个问题，就可以调动现有的监管部门的资源进行统一的安排。

比如，去年在股市危机的时候，我们给国务院写的要报，第一点就提出面对股市危机，我们要防止由股市危机带来的系统性风险、连锁反应和向整个金融体系的传染。要怎么样去防止？首先必须要有一个机构来统筹整个救市的措施。我们当时提出了设立金融稳定小组或金融稳定委员会这样的机构来统筹。后来的事实恰恰反映出了我们在股市救市的过程中缺少统筹。我们看到各个监管部门在不断的推出各自的监管措施来维护股市的稳定。我们同时也看到最后国务院这个层面还是表面了对于股市稳定的一些态度。而这中间缺少一个金融的统筹的部门，能统筹所有的监管部门，来代表国务院来发声。如若有这样一个机构的话，一方面，有这样的一个机制可以协调好现实的监管部门，包括“一行三会”以及发改委和财政部等；同时，又不会给那些所谓的市场原教旨主义者认为中国政府在不断的干涉金融市场的口实。因为我们是由金融稳定委员会或小组这样一个部门来统筹这样一个改革，并不是政府直接干预金融市场。

第二个是协调问题。统筹是解决监管机构之间，中央和地方之间监管的问题。协调是解决监管者现有的分工和合作问题，现有金融交叉领域如何去监管的问题。这个可能就涉及到机构的合并问题。通过机构的合并来带动监管的协调和整合。从目前的情况来看，三会的合并恐怕是解决协调比较务实的办法。

第三个是监管方式的转变。在解决了统筹和协调的问题之后，接下来要做的事情在于监管方式的转变以及监管有效性的提高。这里就涉及很多细节的工作，比如说监管理念是原有的全面覆盖的监管，风险监管，还是功能监管。只有当有了统筹、协调的机构以后，监管方式的转变才能真正的实现。否则的话，只会停留于纸上。如何提高金融监管的有效性和效率，以上是我个人认为未来金融监管改革的基本的次序和框架。

总结一下，针对这么多种方案，我们研究的观点认为，比较务实的考虑，应该是“三层+双峰”。但这不是一蹴而就的，它是有一个次序和发展阶段的。“三层”是中央和地方的分层，宏观审慎政策和微观审慎监管的分层；“双峰”是指审慎监管和行为监管。这个基本上是值得思考的未来的比较模式。但是这样的模式不是一次性改革到位的。一个比较务实的考虑是，从机构的角度首先成立国家金融稳定委员会或小组来统筹，然后在这个基础上，进行协调三会的合并。先有统筹的机构，后有监管实体的合并来适应混业监管。未来的另一个“峰”，比如行为监管、投资者的保护等等，可能会放在后一步考虑。因为从目前来看，我们三会都成立了投资者保护局。我们的投资者保护不是没有事情做，而且这三个投资者保护局都跟监管部门之间是一体的。至于下一步的整合，是不是要成为一个机构是可以放在后面的，它不是目前最痛的痛点。

后面就是我们主题报告发言。谢谢各位。

本文为2016年6月24日，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金融法律与金融监管研究基地（FLR）主任、中国社科院金融研究所副所长、社科院研究生院杜兰金融管理硕士项目首席学术顾问胡滨老师在《中国金融监管报告（2016）》发布会上的讲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