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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FIN名师｜徐奇渊：为什么要保持一定的经济增速?
发布时间：2019-10-23 11:10:35
徐奇渊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国际金融研究中心副主任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经济发展研究中心执行主任
个人介绍
2011年被国务院学位办授予的全国优秀博士学位论文称号（理论经济学唯一获得者）。2009年9月至10月在东京一桥大学商学科访问，2010年11月至2011年2月在东京三菱日联银行国际通货研究所访问，2013年4月至9月，在布鲁塞尔欧洲与全球经济治理实验室访问。
目前，他正合作主持一项英国科学院－中国社科院合作项目（2013－2014），合作方是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的保拉-苏巴奇女士。该项目主要研究人民币离岸市场和中国资本项目开放问题。此外，他还主持了中国社科院、国家统计局、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等课题。
研究领域：人民币汇率、人民币国际化、中国宏观经济、日本经济 社科院金融硕士，美国杜兰大学，金融管理硕士，中外合作办学硕士
——主要观点：
即便没有中美贸易摩擦,中国外部需求的下行态势也已确立，国内经济也面临下行压力。
保持必要的经济增速，也是对短期内公平竞争机制缺位的一种补偿。
市场供求失衡会造成资源无效配置，保持必要的增速则可以缓解供求失衡。
保持必要的经济增速，不仅仅是稳定就业、稳定实体经济的需要，也是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的要求。
即便没有中美贸易摩擦,中国外部需求的下行态势也已确立，国内经济也面临下行压力
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2018年全年，中国经济增速为6.6%，创出多年来的低点。IMF在2019年1月发布的《世界经济展望》中也预测，中国经济在2019年的增速将降至6.2%。不过，中国经济发展已经进入新时代，除了必要的增速之外，决策者更加关注经济的高质量发展。
但是，毋庸讳言，中国经济仍然面临着一定的下行压力。一方面，2019年中国主要贸易伙伴的经济增长预期不佳。2019年，美国经济增速即将走到顶点，转向下行，欧元区和日本经济则一直没有走出负利率的政策区间。而且，由于欧元区国家的财政政策缺乏统一协调，日本政府债务高企，两者的财政空间也极其逼仄。IMF在2019年1月发布的《世界经济展望》也对全球经济，包括美日欧为首的发达经济体增速普遍进行了下调。可见，即便没有中美贸易摩擦，中国外部需求的下行态势也已确立。
另一方面，中国国内经济也面临诸多下行压力。其一，金融市场信心有待恢复。2018年中国金融市场受到较多冲击，涉及到股票、债券、基金、互联网金融等多个领域。目前，市场投资者对风险的担忧仍然较多，金融市场上的信用利差仍处于较高水平。虽然银行间市场的流动性较为宽裕，但是无法有效地转化成企业和其他市场主体的信用贷款。在缺乏信心的背景下，投资者普遍偏好低风险、无风险的资产配置，风险资产遭到抛售。
其二，制造业投资受到外贸不确定性、金融环境趋紧、成本上升的三大冲击。外贸不确定性使制造业的投资预期不稳，金融环境趋紧则影响了制造业投资的资金来源，成本上升减少了制造业的盈利空间和投资热情。此外，房地产市场的限购和管制措施正陷入两难境地，松紧取向各有其难处。
其三，基建投资增速大幅下滑。2018年已经降至3.8%，而在2017年该增速一度接近20%。这背后是财政扩张所面临的困境，中央、地方之间的传导机制不畅，一些地方政府不作为或消极作为。不过另一方面，这也和政策预期不清晰、激励机制缺失有关。
保持必要的经济增速，也是对短期内公平竞争机制缺位的一种补偿
2019年外需下滑、内需不振，中国经济增速面临一定的下行压力。在此背景下，保持必要经济增速的重要性愈加凸显。尤其是在市场竞争机制不充分的情况下，经济下行会通过逆向淘汰机制，恶化资源配置。因此，保持必要增速，是对市场竞争机制不完善的一种补偿。反过来，在保持必要增速所争取到的时间内，必须通过改革，尽快建立起公平竞争的市场机制。
如果市场竞争机制能够有效、充分的发挥作用，那么，在经济下行压力下，市场将对资源重新配置，资源从低效企业向高效企业转移。如此，经济将再次找到新一轮的增长动力。但是，目前政企关系、国有企业、社会安全网的改革都亟待进一步推进，如果经济增长失速，首当其冲受到负面冲击的很可能不是僵尸企业，也不是一般的大型企业、国有企业，而将是广大最有活力的民营企业，尤其是中小民营企业。事实上，在2018年经济下行过程当中，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经营状况已经出现了这种分化现象。
经济下行周期要发挥其新陈代谢、资源优化配置的作用，公平的市场竞争环境是必要条件。2018年12月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就指出，“要强化竞争政策的基础性地位，创造公平竞争的制度环境，鼓励中小企业加快成长……要加快国资国企改革，坚持政企分开、政资分开和公平竞争原则”。
而在建立起充分、有效的公平竞争环境之前，有必要保持一定的经济增速。否则，逆向淘汰机制可能进一步恶化资源配置，使潜在经济增速进一步下降、并陷入恶性循环。例如，日本上个世纪90年代“失去的十年”，就在这方面有深刻的教训。当然，这也意味着在保持必要经济增速的同时，要双管齐下，同时着力推进建设“竞争有序的现代市场体系”，这也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内涵。
市场供求失衡会造成资源无效配置，保持必要的增速则可以缓解供求失衡
在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过程中存在一种误区，就是将其与适度扩大内需对立起来，将保持政策定力与适度扩大内需对立起来。事实上，保持必要的经济增速也是为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建设提供宝贵的改革时间。在此意义上，稳增长和供给侧改革两者是完全一致的。
从政策框架的分工、定位来看，扩内需、稳增长着重服务于稳定短期经济波动，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则主要服务于改善长期的经济增长潜力。其中，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通过提升政府和市场的效率，改变长期的供求均衡水平，使其有实质性的提升，从而改善长期的增长潜力。
而扩内需、稳增长所要解决的，也包括了效率问题。在经济下行压力加大的形势下，企业家投资冲动的起伏、金融投资者的情绪变化、消费者的信心改变，会使固定资产投资、金融资产价格、产能利用率、就业等指标出现过度调整，使市场供求偏离均衡水平，从而使经济增长低于应有的潜在趋势。虽然这种失衡可能是暂时的，但是也会带来产能的闲置、效率的损失，甚至造成就业岗位的过度流失和社会的不稳定。
如此，短期宏观调控所要解决的，并不是改变市场的均衡水平，而是要重新使市场供求尽量恢复到应有的均衡状态，避免因市场未达到均衡水平而带来的效率损失。在这个框架下，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以提升长期均衡产出为目标，而扩大内需、保持必要的经济增速，则是为了解决短期经济波动中的供求不平衡而采取的措施。即使是相对成熟的市场经济体，在面临经济下行压力的形势下，也同样需要适度扩大内需，保持必要的经济增长。
保持必要的经济增速，不仅仅是稳定就业、稳定实体经济的需要，也是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的要求
目前，中国正处于中等收入阶段，要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关键就在于避免金融危机。而如果经济增长失速，防范化解金融风险将会面临困难，经济改革、产业升级，甚至社会稳定也将无从谈起。一方面，经济增长失速，将会直接对金融市场的资产价格产生影响，对金融市场造成冲击。另一方面，经济增速过低，也会通过收入机制，影响到劳动者的工资、企业的利润、政府的税收，从而使得债务违约率上升。从宏观的债务负担率来看，即债务余额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重来看，如果作为分母的GDP增速下降过快，会导致宏观杠杆率的进一步上升，反而容易引发系统性风险。
2019年1月，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坚持底线思维着力防范化解重大风险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着力防范化解重大风险，保持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大局稳定，……保持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而在当前形势下，中国经济的周期性下行压力有所加大，我们有必要采取积极的应对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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