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8月18日下午，著名国际政治经济学家，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所长、研究员，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张宇燕教授为MFIN项目做以精彩的专题讲座，这次讲座为MFIN项目选修课《中国宏观经济形势》中的一讲，题目为：中国的发展及其与外部世界的关系。

张宇燕教授认为，中国的崛起具有独特性，以国际机制的改革为例，全球化的核心是指相互依存度在全球范围内的提升。此时，作为一个大国，迅速崛起后，就必须要应对这样一个相互依存度高的世界，牵一发而动全身。全球化的重要表现之一，是国际规则的普遍适用性提高。很多人认为，中国受益于现行国际体制，获益很大，是发展中国家里面收益最大的。更有人说，中国的收益是靠不遵守国际规则，或者打“擦边球”来实现的。我认为，总体来讲中国的快速发展来自国内的改革，当然也的确是充分地利用了现有的国际规则。同时应该看到国际规则也有非中性的一面，对发达国家有倾斜，因为它主要是由发达国家领导制定的。在这样一套有倾斜的规则下，中国又获益比较大，所以中国就将面临着这些规则的重新调整或升级换代。我们可以看到，在新的各种各样的双边和多边谈判中，例如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中提出来的一系列问题，包括对国企、知识产权、原产地原则、金融开放等问题的谈判，从做研究的角度看，每一项都和中国有密切的关系，都直接牵动着中国的国家利益。

中国的外交操作应注重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是“分散压力”。中国现在面临的压力很大，主要来自国际规则。国际上，要求中国接受现有国际规则的呼声很高。“分散压力”对于中国就意味着要走“合作”的路线，要更多地强调“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的整体崛起”，例如推动“金砖国家”的合作，安全协作方面的“上合组织”，以及中日韩的“自由贸易区谈判”等等。其次是“担当责任”。像中国这样一个大国，必须要担当一定的国际责任。当然这个责任需要与自己的国力、发展水平相适应。第三是“包容发展”。这与前面的“责任”是相关的，也就是让他人分享到你发展的收益。中国的发展既有正外部性，也有负外部性。要更多地强化正外部性。包容发展，英文叫“inclusive development”。“inclusive”原来用在“包容性增长（inclusive growth）”上，这一叫法最早是亚洲开发银行的一些经济学家提出来的，其意义当初是指在一个国家内，经济增长了，要使所有人都享受到经济增长的益处。我把这个词借用到国际关系上来，提出这个“包容发展（inclusive development）”。比起“和平发展”的提法，它更强化对于中国发展之“正外部性”的要求，尽可能减少负外部性。第四是“边际改革”（marginal reform）。对于目前的国际规则和国际制度，中国是处于接受者的地位。当我们实力增强以后，就可能会提出一些诉求，寻求改变一些规则制度。有些人对此期待过高。但我觉得这仍旧是一个长期的过程。我们能做和该做的，是循序渐进，积少成多。第五是“理性应对”。对于许多国际问题，一定要有耐心，要分清轻重缓急。能拖和该拖的问题，要有长期的打算。我们有这个自信，五年、十年以后，中国的综合实力会越来越强，在这样的势头下，时间显然在我们这边。我们的改善幅度、我们的进步，比起竞争对手、邻国或者伙伴，肯定要更大些。随着时间的变化，力量对比将对我们更加有利。最后是 “舆论支持”。要营造一种能够阐述发扬中国的“和平发展”、“包容发展”理论的氛围，特别要有一个好的“故事”，充分说明中国的民族复兴与全人类福祉的改进是相辅相成的，从而让国际上能够接受中国的发展和崛起。